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成立的最初几年里,招募员工是件手到擒来的事。成立于1947年的中央情报局曾在常春藤大学校园和东海岸的精英社交圈中寻找有前途的年轻人(和少数女性),以充实其在国内外的队伍。
而如今,该机构正在转向使用更多的公共工具,以扩充和丰富其团队。它制作视频广告,拥有Instagram社交账户,并在领英服务网站(LinkedIn)上发布职位空缺的消息。甚至在一月份时,它还推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网站,其内容包括建议专栏和训狗技巧,附带着一个大胆的新黑白标志。
据悉,中情局希望能通过这些宣传努力,说服数以百万计在手机和流媒体电视上浏览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特指1990年代中叶至2000年代中叶出生)的年轻人考虑从事情报工作。
对此,中情局人才部的副主任Sheronda Dorsey说,“我们必须去寻觅良才。”而她自己现在也在领英网上发布消息、寻找可造之才。
此前,该机构一直依赖于年轻人源源不断的稳定涌入状态来保持人才的输入,尤其是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但在雇用他们时,却时常会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学生们经常会抗议他们对中情局校园招聘人员的不满。
而今天的中情局同样自身也有些招聘阻碍。民调显示,与老一辈人相比,一些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对中情局过去的行为更加抱有批判的态度,另外对情报界的社会作用也持怀疑态度。雪上加霜的是,该机构还面临着来自于私营部门的招聘竞争形势。而如今分散的外交政策领域也没有提出单一的任务(例如9/11袭击事件后对打击基地组织的关注)来激励新员工。
中情局招聘工作的陷阱是,虽然它过去一些有争议的行动现在已经公开,但它的招聘人员却无法具体告知应聘者组织的成就。反而包括Dorsey女士在内的中情局过去和现在的员工,都会带着隐忍的敬意来谈论他们的“任务”,介绍说这是一系列独特、令人兴奋、且有意义的安全性事务,应聘者们可以考虑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据Dorsey称,2020年的新员工数量是十年以来规模排名第三的,而如今的招聘工作与其说是一个纯粹的数字问题,倒不如说吸引了更多不同背景的人。虽然没有具体的基准,但Dorsey说,该机构希望增加和包容种族、文化、残障人士、性取向和性别方面的多样性,使其劳动力“能够展现美国全貌”。另外,她补充说,各个级别岗位都有空缺,包括中级专业人员。
对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17个机构内部的情报界就业人员进行的人口统计调查发现,在2019财年里,所有这些员工中有26.5%的人是少数群体。
与此同时,Dorsey说,理工科人才是招聘的重点,“我们知道我们总是积极地争取理工科领域的人才,特别是针对那些可以给他们提供更高薪酬待遇的领域,”而相比之下,该机构采用的则是美国政府标准化的总薪级表。
在2018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中,大多数美国人(64%)还是给予了中情局好评。但德克萨斯大学2018年的另一项调查则指出了代沟问题。在1928年至1945年出生的人中,有78%的人同意情报界“在保护国家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千禧一代中只有47%的人同意这一观点。
印第安纳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24岁毕业生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说,他曾经梦想成为一名间谍,最初学习阿拉伯语也是抱有这样的想法。但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让他变得心灰意冷。
他感叹道,“我小时候所幻想的那种中情局卧底特工拯救世界的魅力形象,慢慢被现实认知所侵蚀,被有关刑讯室的知识所取代。”这也算是概括了他这一代人所持有的一些怀疑态度的原因。目前,他正在申请研究中东政治经济的博士项目,但他也希望能专注于农业话题,而不是直接与应用情报的课题打交道。
据悉,在9/11事件后,中情局创设了被称为“黑牢”的秘密监狱,以拘留和审讯可疑的恐怖分子。对此,美国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The 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称,在那里使用的一些审讯技术近乎于酷刑。不过,在2014年皮尤对1001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中发现,30岁以下的人中有44%的人认为中情局在“9-11”事件后的审讯做法是合理的,而50岁以上的人则有60%认同其做法。
而中情局方面拒绝就监狱问题发表评论。2014年,时任该局局长的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曾拒绝在任何一种审讯技术上贴上“酷刑”的标签,但他也称一些未经授权的审讯方法“令人憎恶”。
如今,中情局数字化的改头换面恰逢美国新一届总统政府的上任。布伦南的局长职务已于2017年结束,不过此前他曾评论道,拜登政府在情报任命方面发出了“非常强烈的多样性信号”,包括其提名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国家情报局局长艾薇儿•海因斯(Avril Haines)的做法。
另一方面,对中情局如火如荼的数字化宣传,在该局工作了34年后于2019年退休的道格拉斯•伦敦(Douglas London)表示了质疑,他怀疑公众宣传是否是增加多样性的最佳方式。他对招聘工作的看法正相反,就像过去几代的精英招聘一样,他认为,“你必须去发掘他们(可塑之才)”,例如,针对特定地区和语言方面有潜力的学生进行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宣传。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伦敦先生参加了每一次的中情局晋升和招聘小组的活动。他说,被录用是一回事,但作为少数群体继续在那里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挑战。他补充道,在他所任职的国家秘密行动处(Directorate of Operations)中,为非白人的职员匹配某些任务时遇到了些阻力。
伦敦先生解释说,“当时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你不能派一个黑人军官去巴黎或利雅得’,但派一个白人军官去巴格达时却毫不犹豫。”但他本人并不认为这些规范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并坚持认为中情局是一个“极好的工作场所”。
对此,中情局方面拒绝回应伦敦先生的评论。
不过,无论谁决定接受中情局的申请号召,都应该为其严格的审查过程做好准备,据Dorsey说,这可能需要一年或更长的准备时间。但她也向焦虑的候选人们保证,“我们要找的是诚实的人,而不是完美的人。”
而一些潜在的申请工作者已经做好了接受这种审查的准备。其中,20岁的劳伦•瓦达斯(Lauren Wadas)就表示,“我活这么大一直都在考虑审核和安全审查的问题。”她是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州分校的一名大三学生,对在中情局工作很感兴趣。她已经谨慎地把个人和职业的推特账户分开管理,Facebook的帐号则“只用于教堂和我的祖父母”。
同时,中情局在其网站上为瓦达斯这样的申请人提供了一些建议,“为了您的安全起见,如果您对中情局的工作感兴趣,或者已经申请了一份工作,那么请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