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Gapper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为了确保儿女今后的生活,也为了巩固后代的社会地位,彩礼和嫁妆是婚姻缔结中最常用的手段,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而且很难压制,即使有了各种法律的规定,彩礼和嫁妆也只是从一种形式变为了另外一种形式而已。
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写道,在摄政时期的英国,“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是,一个富有的单身汉一定想娶一位妻子”。大多数单身汉,包括放荡不羁的维克汉姆先生,也希望有一个有嫁妆的妻子(乔治·维克汉姆是《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
嫁妆在英国已逐渐消失,但在印度,新郎的家人通常会要求嫁妆,尽管法律在努力禁止这种做法。在中国,现金流向了结婚的另一方:包括给新娘的彩礼在内的订婚礼物的价值已经上升到至少4.7万美元,是家庭平均年收入的六倍多。
在过去七年里,中国一些省份的“彩礼”翻了一番,使婚姻在经济上变得更加遥不可及:据英国《金融时报》本周报道,今年第一季度的婚礼数量下降到了13年来的最低点,为590万场。中国已经结束了独生子女政策,但是继续生育的夫妻很少。
印度的嫁妆将浪漫变成了交易,巩固了性别权力的不平衡,鼓励了婚姻暴力甚至谋杀。尽管如此,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曾经指出的那样,为了确保95%的种姓联盟而支付的嫁妆,使得“贵族式的平衡可以持续下去”。
但是,在将嫁妆和订婚礼物视为老古董之前,请先缓一缓。
西方的父母也通过婚姻寻求社会地位和经济财富,但他们通过把子女送进精英学校和大学的方式进行投资,而不是直接将现金、牛或珠宝送给亲家。如果你的家庭为你买了一张去正确舞会的票,你就会和正确的伙伴跳舞。
历史证明,世界各地的父母都想尽力确保他们宝贝的未来。在《傲慢与偏见》中,宾格利先生刚带着他的“每年4000英镑”来到附近,班纳特先生就被他的妻子派出去代表他们的五个女儿去考察这个单身汉了。她告诉他:“你必须知道,我正在考虑让他和她们中的一个结婚。”
彩礼的习俗,即向新娘家而不是向新郎家付款,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都有这种做法,据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万·安德森记录,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在九世纪将丈夫财富的十分之一交给了新娘,而非洲班图部落在1955年贡献了100只山羊。
给新郎或其家人的嫁妆也同样高昂,15世纪佛罗伦萨的嫁妆是1430弗罗林,相当于一个家庭年收入的三倍,在1960年代的北方邦,嫁妆是男性年工资的三倍,这么大一笔钱并不容易筹集。印度的达利特人(曾被称为“贱民”)让儿子从事抵押劳工,为女儿筹集嫁妆。
为什么有些社会鼓励彩礼,而有些社会鼓励嫁妆?原因并不是很明显,而且这些习俗也会发生变化,安德森认为,彩礼在部落和游牧社区更常见,而在诸如印度这样的阶级复杂或种姓分层的国家,嫁妆占主导地位。
无论是哪种方式,彩礼和嫁妆都是出了名的难以根除,印度自1961年的《禁止嫁妆法》以来一直在尝试这样做,而中国在1950年通过了一项婚姻法来阻止它们。事实证明,除了让家庭之间进行口头谈判,而不签署正式合同之外,法律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从市场角度来看,在印度为丈夫付费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存在过剩,印度的男性比女性多3700万。但诺贝尔奖得者班纳吉和迪弗洛发现,即使是在城市的孟加拉人也认为传统比经济更重要:父母说他们会选择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种姓成员,而不会为女儿选择一个拥有硕士学位的非种姓丈夫。
与此同时,即使在农村地区,中国也已经达到了经济发展的阶段,你可能会期望年轻人能够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伴侣,彩礼也会消失。但事实上,婚姻的供求规律仍在发挥作用,中国的女性短缺,她们的价格也在上升。
即使贿赂对整个社会不利,骄傲的父母总是会找到一种方法来支付,就像交易税一样,交易税会抑制消费活动,而彩礼和嫁妆抑制的就是生育,许多中国妇女会花更多时间来筛选自己未来的伴侣,因为她们知道自己的价值。
另一种拍卖方式在西方国家经久不衰,并且变得越来越重要。资产价格的膨胀和阶级分层使得一部分年轻人现在非常有筹码,这要归功于继承财富的前景,有些人则希望在家人的帮助下,加入同一个阶层。
当班纳特先生与班纳特夫人(《傲慢与偏见》中女主角伊丽莎白的父母)结婚时,她为自己和将来的孩子们带来了5000英镑(按今天的价格计算为35.5万英镑)的婚姻财产,这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如今,一个年轻的男人偏爱一个在伦敦拥有公寓的女人,或女方的父母将补贴私立学校的费用,这样的现象没有人会感到惊讶,随你怎么称呼这种援助,但它看起来与嫁妆没什么不同。